周建屏：从滇北少年到太行丰碑的淬火人生

周建屏：从滇北少年到太行丰碑的淬火人生

1892年秋，云南宣威倘塘镇的青石板路上，周家宅院传来一声清亮的啼哭。父亲周义忠望着襁褓中的儿子，为其取名“宗尧”，盼他如上古圣贤般匡扶世道。谁也不曾想到，这个在私塾里跟着先生诵读《论语》的少年，日后会成为令日寇胆寒的抗日名将。

少年周宗尧偏爱舞枪弄棒，尤爱听《说岳全传》。1909年，17岁的他目睹珠江口外列强军舰横行，愤而撕碎手中的科举考卷，在报名册上郑重写下“周建屏”三个字，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。在这里，他结识了朱德等革命志士，接触到《革命军》《警世钟》等进步书籍，心中的救国火种悄然点燃。

护国战争爆发后，已是滇军上尉参谋的周建屏，在纳溪棉花坡战役中亲眼目睹蔡锷将军身先士卒。炮火纷飞中，他搀扶着受伤的战友，看着依旧混战的局势，不禁叹息：“我们打倒了一个袁世凯，可北洋军阀还是换汤不换药。”旧军阀的腐败让他陷入迷茫，也为他日后的信仰转变埋下了伏笔。

1924年，周建屏脱下滇军呢制军服，换上黄埔军校的灰布军装。在广州珠江畔，他与老战友朱德重逢。木棉树下，朱德指着北伐军旗对他说：“你看这面旗，染的是工农的血，不是军阀的私欲。”彻夜长谈后，周建屏的目光愈发坚定，他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救国之路。

1927年，南昌城头的枪声划破夜空。周建屏率部死守三河坝，弹雨如蝗中，他挥舞着驳壳枪高喊：“要死就死在冲锋路上！”一颗子弹穿透左肩，他躲在汕头开元寺养伤，方丈看着满身血污的他叹道：“施主杀气太重。”他忍痛笑道：“我杀的是吃人的豺狼。”同年，经朱德介绍，周建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此踏上了为工农大众而战的新征程。

1929年深秋，周建屏化名“周子炎”潜入弋阳漆工镇，与方志敏握手相视而笑。在赣东北的崇山峻岭中，他带领红军战士们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。攻打景德镇时，他巧用妙计：让战士把鞭炮放在铁桶里燃放，伪造机枪声；用涂着墨汁的棺材冒充重炮。当国民党军仓皇撤退，战士们看着满地的青花瓷瓶跃跃欲试，周建屏却严肃下令：“谁也不准拿老百姓一针一线，倒是那些瓷窑，可得给咱红军多烧几个饭碗！”在他的指挥下，红十军连战连捷，赣东北根据地不断壮大。

长征开始后，周建屏率部留在南方进行游击战。1935年，他在战斗中负重伤，被送往上海抢救，次年伤愈后赴延安，任抗大第二科科长，将自己丰富的实战经验传授给年轻的学员们。

1937年，平型关的秋雨中，周建屏任343旅副旅长，率部如神兵天降。当板垣师团的坦克碾过阵地，他抄起缴获的歪把子机枪扫射，子弹在坦克观瞄镜上撞出串串火星。战后，他蹲在战壕里啃硬馒头，对警卫员说：“小鬼，知道为啥叫平型关大捷吗？因为咱们把鬼子的嚣张气焰打成了平型关的夹生饭！”

转战晋察冀时，他在滹沱河畔创立“地雷村”。有次日伪军进村扫荡，迎面撞见老乡们笑呵呵地捧着枣糕。当鬼子伸手接时，地雷轰然炸响。周建屏听说后大笑道：“这就叫‘笑里藏刀’，不过咱们藏的是保家卫国的决心！”

1938年春，平山小觉镇的窑洞里，周建屏的脊椎旧伤反复发作。他让警卫员用门板搭成手术台，拒绝用吗啡：“留着给前线的娃娃们。”当最后一支盘尼西林送来，他又塞给重伤员：“老子打仗靠的是这口气，不是药瓶子！”6月13日黎明，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对战士们说：“告诉乡亲们……种地要交公粮……打鬼子要算总账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便永远合上了双眼。战士们发现，他枕边还放着那本翻烂的《论持久战》，书页间夹着片染血的枫叶。

为了纪念这位英雄，1940年秋，晋察冀边区政府将平山县西部析出建屏县。如今，在平山革命纪念馆里，那支他随身携带的竹节钢笔依然闪烁，墨水瓶里插着朵永不凋谢的纸菊花——那是小觉镇的孩子们用作业本折的。

从滇池之滨的少年到太行山上的英烈，周建屏的一生，是淬火成钢的一生。他用46年的光阴，在中华大地上刻下了深深的轨迹，他的故事，如同滹沱河的流水，永远在人民心中流淌，他的精神，更是化作永不熄灭的火炬，照亮着后人前行的道路。